第11章 飘落到深谷的幽微铃声(1/2)
192X年,我二(戴望舒)
还是我来吧。也该到我了。虽然这一段我本来最好能忽略掉的。可是却也忽略不了。
我始终记得那天,黄浦江边,我在船上,她在岸上。绛年挥着她的小手,眼里有泪。真的有泪,我看到了的。后来,到法国一段时间后,一直到我从巴黎前往里昂之前,我才想到鳄鱼。尽管这个联想按理没法放到一个女孩子身上。可是我偏偏总是想到这个。奇也怪哉。
在轮船的汽笛声里,我把纸片折了一下,折成个小飞机,使劲向她扔去。越是使劲,越是到不了地方。这是我后来才想到的。当时她张开小胳膊(其实挺细长的,而且有一种恰到好处的美人胳膊之美,恰到好处产生美感的那种),向那纸片追去,伸出小手(解释同上),让纸片的飞机在小手边上滑翔,然后飘过,然后漂着,漂在江水里。我看见她的嘴唇,那晶耀的嘴唇,张了开来。可我自然听不见是什么从那里边出来的,就象她看不见我的纸片上写着什么一样。
我的纸片后来成了一个谜,引起了各方面的各种猜测和解读。我不去揭开谜底了,因为它已经漂着,沉下去了。有人说,我写在那上面的就是我那首叫《林下的小语》的诗。就算是吧。至少有点接近。我真的是这么写的,就是这首诗:
“追随你到世界的尽头,”/你固执地这样说着吗?/你在戏谑吧!你去追平原的天风吧!/我呢,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是你永远追随不到的。
追随你到世界的尽头,这里面的“你”曾经写的是“我”。我改过来改过去。到最后,我甚至不知道是谁追谁了。其实我是知道的,但我不想再知道。不想知道,却又知道,那才叫一个痛苦。
事实是,到了巴黎,我的感觉就是自己走了一个大大的抛物线,被大大地抛了出去。有很多只手,是很多只手一起抛的。它们都是用语言抛的。会说话的。有一只手说: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所代表的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不属于这个世界,它们都到月球上星球上宇宙上去了。有一只手甚至是鲁迅的。这些手我后来都忘记了,因为后来我也一直尝试着回到地球上去(前提当然是,假如我真的到其它星球上去过了)。其实我写过赤色泣泪的《断指》,我写过国色悲壮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这些被那些人视为自我突破的诗,被认为可以让我和世界忘记雨巷的诗,甚至被那些人称为伟大。可是,后来我知道了,世界不仅仅有悲壮,不仅仅有伟大,也有缠绵到永远的雨巷。还是雨巷。到头来,几十年后,我还是雨巷诗人。那时候,那么多的抛物抛我的手,惟那只来自雨巷的手最让我痛得长久。一直的。直到我感觉不到痛的今天。
一开始,我一时进不了里昂的中法大学,因为我没有进过北京的中法大学。我在巴黎塞纳河边逛着,成天地逛着,在书摊里,在书堆里。我在巴黎的书堆里,活在我崇拜的那些印象派大师的人群中,波德莱尔,耶麦,还有很多。我翻译过他们的不少首诗。一半的我活在塞纳河边的书堆里,另一半的我活在中国,上海。《现代》杂志在那里诞生了,主编施蛰存规定我是主要撰稿人。《诗论零札》在那上面发表了。蛰存说反响很大。我的第二本诗集《望舒草》在上海出版了。蛰存说反响更大。我被越来越多的人称为徐志摩之后的诗坛老大了。活在中国的那一半我里面,当然更多地是浸泡在她的酒坛子里的,那个橄榄味的酒坛子。
于是我写下了被另一些评论家评为之最,评为走出雨巷的新生的诗。比如《我底记忆》。我只能写记忆了。因为我只有记忆了。只不过,跟别人的记忆不一样,我的记忆是一个活物,是在我的眼前走着跑着跳着睡着的: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它生存在颓垣的木莓上,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它是琐琐地永远不肯休止的,/除非我凄凄地哭了,/或是沉沉地睡了,/但是我永远不讨厌它,/因为它是忠实于我的。
于是我又被国内那些个“家”们评为中国首位拟人化大师。其实不是我去拟人,而是它本来就不是人。它的哭,它哭了又睡,却都是为了我。
忠实于我的,除了记忆,再就是寂寞。尤其是那首被许多人称颂的《印象》:
是飘落到深谷去的/幽微的铃声吧/是航到烟水去的/小小的渔船吧/如果是青色的珍珠/它早已坠入古井的暗水中/林梢的颓唐的残阳/它轻轻地敛去了/跟着的浅浅的微笑/从一个寂寞的地方起来的/迢遥的,寂寞的呜咽/又徐徐地回到寂寞的地方
经法国诗人马尔洛推荐,我终于进了那用庚子赔款建的里昂中法大学。我知道,去了我这个“母校”。我凑巧地读到过中国当代一篇相关报导:昨天参观了里昂中法学院。1921年创立的里昂中法学院原名中法大学,曾于1946年停办,在25年的历史中,一些留学生如蔡元培、戴望舒等归国后作出巨大贡献。可能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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