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七章 淮南火——唐宋强弱论（下）（4000字大章）(1/3)
“先生，您说了这么多，却是忽略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赵瑗缓缓道，“那就是国家的领土不能按照收益来衡量。”
“就像人的命不能以金钱论之，这是原则和底线。”
“先生，我且问您，朝廷需不要统治民众？分割南北的亲人需不要团聚？我们挣钱的目的是啥？”
“古往今来，都是先有地，后有钱，先有家，才有大家，不北伐只是一味求和，那就是舍弃了北方那些的士民，只是因为打垮金国的经济这个法子更稳妥？”
史浩没有吭声。
赵瑗说道：“我承认，唐代不论是社会制度、社会财富、人民生活水平等等之类样样不如我朝，但论起文化这一块，我们这以文治立国的国朝可能还不如唐朝。”
“为何？”史浩一怔。
赵瑗道：“因为他们的文化开放包容、外向外倾、色调热烈，李白的诗，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安生、王温的雕刻，还有享誉中西的三彩陶人，哪一样不是在无时不刻地喷涌着生命力？哪一样不是在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而且他们的文人才子不仅仅是诗人，他们思想继自魏晋南北朝的儒学、玄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的思想大多承自汉晋大儒，尤其以经学大家郑玄为首要。”
“唐代的韩愈、柳宗元、李翱、刘禹锡等人的经学、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篇哪一样不是如雷贯耳？”
“那时的民族成分复杂，思想没有束缚，多种思想百家争鸣，社会思想开放，文化有活力，所以对于变革也看得很开，因此他们想要倡导一种风气很容易，哪像我们？”
“嘴上说我们的文化繁荣，可是真的拿出来说真的拿出来和唐人对比起来，不过是封闭、内倾、‘淡雅’这几字罢了！”赵瑗说的有些口干，于是端起茶水喝了一口，便继续道，“我朝民族单一，与外族民族矛盾尖锐，思想更是完全拘泥于儒学一家，这就导致了文化保守，人人不开放，不大胆，对于变革则始终是否定的态度。”
“我朝也不是没有变革……”史浩辩解了一句，然而这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此时也觉得自己的辩解十分无力。
果不其然，史浩的话迅速被赵瑗否定了：“我朝确实有改革，但哪个能成气候？”
赵瑗继续道：“先是范文正公（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所有措施尽皆是雷声大，雨点小，且都浮于表面，就拿经济改革来讲，‘厚桑农’‘减徭役’听起来很美好，实际上怎么实施？”
“这就是改革的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
“当时的徭役和冗兵、冗官、冗费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三冗’问题没解决，怎么减少徭役？徭役不减，百姓怎么‘桑农’？”
“仅仅这样一点微弱的改革，当时的朝中诸公就已认为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
“范文正公的用人也有大问题，新政人员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皆是在朝中根基浅薄之辈，在朝堂上根本没什么话语权，这些人往往议论多，而实际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发空论，言行不检。”
“就连王荆公（王安石）就曾经批评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反对新政的便可抓住机会攻讦他‘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
“后来又有了王荆公的熙宁变法，从他的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其经济政策实施看似成功，让朝廷的财富翻了五倍，但实际上却是以牺牲民脂民膏为代价的。”
“苏东坡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确实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可在百姓眼里这些是什么？可不就是变向的加税？”
“尤其是青苗法，给农民发放种子钱待到收成时再按比例归还官府本是一件惠民之策，可王荆公却给各地摊派指标，各地官府强制给不需要的民众摊派种子钱，到了收成时，民众还不上，便要求甲首来还，一时间招致全国各地多少农民破产！”
“这种不想办法提高生产能力，却一味想着变相收税、损下益上、企图用金融手段来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的政策，真的能称得上‘新法’二字吗？”赵瑗摇了摇头，“这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
“王荆公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方向就错了，他的目光全部放在了‘富国’而不是‘富民’，变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妄图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这根本就不可能。”
“而且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其他人诸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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