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2)
父亲于1953年10月22日出生在晋南乡村的一户农家。当时迫于生计，襁褓中的他不到10天就被送至养父母处。庆幸的是，爷爷奶奶从晋东南至此开店，无亲无故，艰难困顿之余，严教宠爱自然有加。
父亲的童年是艰辛的，养母王氏体弱多病，小学生的他常常是学校回来又得生火做饭、煎药熬汤。尽管如此，苦难仍不罢休，就在他刚满15岁时，这一烛微弱的母爱之光也因奶奶的病逝戛然而灭。数年后，继母高氏才经人介绍从翟店镇来到家里。
1956年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爷爷苦心经营二十多年的照相馆和五间二层楼店铺房全被收归国有。父亲青少年时最苦涩的回忆就是找房子。因为全家外来困顿，就没完没了的搬家，换了多少地方到现在他都记不清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74年，父亲一家总算以资助150元帮人建房的方式，在县城南关谋得一处稳当的住处。但人情薄似春冰，在爷爷半身不遂之后，房东恐病亡犯忌，硬是将父亲一家“请”出了院门，当时无助的父亲还跑到汾河边上大哭了一场。
父亲那时最温馨的回忆当属爷爷照相馆那个大家庭，有爱抽烟的老罗、好玩笑的成茂等，还有隔壁理发馆的同乡朱狗、喜门等，他们既是爷爷的朋友和学徒，又是父亲的长辈和玩伴。我印象最深的是富贵叔叔，他是爷爷的外甥，从高平投奔过来的。虽说仅是远房表亲，可对于孤苦的父亲，则是天上掉下个“亲哥哥”，其珍惜欣喜可想而知。多少年过去了，两人早已千里之隔，但父亲每年都要回高平看看这位兄长，我深深知道，父亲看的是故人，追忆的却是他那时生命中的好日子。
父母于1976年5月结婚，仅在县人民饭店开席4桌，花费不到50元。当时他们两人都在配件厂工作，工资合计37元，常常是养家糊口都捉襟见肘，但父亲不惧艰难，挑战命运。听奶奶说，父亲小时候非常顽皮聪明，常常因课堂小差被先生提问，但却又对答如流。父亲虽因串联学业中断，但文笔和书法很好，茶余饭后总爱写上几笔。于是乎，厂里的黑板报、邻居家的春联、办公室的通讯，久而久之，也是小有名气。
为了赚取稿费贴补家用，父亲开始深夜“爬格子”。常常是夜深人静，母亲熬下浆糊，我们父子三人头碰头，围着小台灯拆拾回来的旧信封，反过来又粘成新信封，再写上地址，全家忙得不亦乐乎。每次稿费回来，父亲总会神神秘秘的拎回他鼓囊囊的小黑包，里面装着小香槟、午餐肉、鱼罐头等时髦吃食。母亲则会炒几个菜，煮一锅白面条，一家人悄悄的拉上窗帘，围着桌子美滋滋地打个牙祭。快四十年了，好日子真的不少，但那一刻的甜蜜一直温暖和激励着我，也是我对美好生活和艰苦奋斗的最初体验。
父母那时收入不高，但父亲总有魄力让时髦的东西早早到家。每次出差回来，包里总有最新的画本，我那个爱不释手呀，到现在都还清晰记得。画本内容大多为三侠五义、革命英雄，浅显易懂但十分有趣，我学前关于偶像和理想的勾画大多来源于此。家属院在1982年时只有两台电视机，我家是其中之一。一到晚上，全院老小大多都会过来，搬凳子的、拿椅子的、骑墙的，我记的有个叫老冉的爷爷，每次总要坐到“晚安”才走，但父母总是和和气气、笑脸相迎。
那时虽然家境拮据，但只要一有机会，父亲总会带我们出去，条件当然是艰苦的，有时随身就是一包馍、一罐菜，我们弟兄俩铺上报纸，往火车座位下一钻，但却着实让我领略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八十年代初，县城刚建起电影院，父亲就兴冲冲带全家去看。晚上回来，茫茫大雪已漫山遍野，父亲骑着车子，我坐在前面横梁上，母亲抱着弟弟坐在后座上，一家人在雪中兴奋的骑着、聊着，闹到高兴处，中年的父亲深吸一口气，冲着远山大喊：“下雪啦！下雪啦！哈哈……”，全家一下子就都乐开了花。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那一声的大笑始终感染和飞扬着我，豪情快慰和情趣乐观就是如此简单却又如此铿锵。
梅花香自苦寒来，父亲就这样一步步从普通工人走上县里的领导岗位，先后担任过广电局和经贸局的领导。但无论官场升迁，总是书生本色。我记忆中父亲的朋友特别多，像振廷叔叔、孟发叔叔、玉堂叔叔等，一起聊天、一起喝酒，有事一起商量，互相的友谊和帮助贯穿了彼此一生。更庆幸的是，父亲从未疏于家教，小时候我对家里的两面墙印象非常深刻，一面是刻度，每年丈量我和弟弟的身高，一面是荣誉，张贴我和弟弟的奖状，看谁长的快，奖状贴的高。父母倾其所有给了孩子，县里和他同级别的干部，眼看着起高楼、住新院，而家里直到我们大学毕业，才花两万九添置了一处五十平米的两居室。
父亲是“能吏”，他所领导的单位年年被评为先进。记得离开广播局时，全局职工点鞭放炮将“开拓局长”的牌匾挂到我家门上。父亲又是“崖（ai）吏”，小时候每逢过年，亲戚家就是三姑四姨讨伐他“不办事”的战场，我记得就连母亲的工作也悬了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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