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九十八年 与国子之(1/2)
春秋以来，诸侯之中从来不缺少阴谋诡计、杀戮鲜血。因为他们都是手握权势的人，对于更高的禄位、更大的权力，从第一天踏入庙堂的时候就明白，没有不想拥有权力的人，只有配不上权力的人。
鲁有隐公、桓公之事，三桓、家臣执政；晋有曲沃代翼、狐赵之争、六卿分坐；赵有沙丘之乱，魏惠王与公中缓相争，楚人屡弑其君。
天下的人和事看着奇怪，其实最大的原因是我们只能看到表象，对于其人其事又不甚了解，只以自身经历和认知来看，便有了许多糊涂和不解。
如果只看事，那么关键的是有利还是有弊；如果只看人，那么他的身份、位置、性格、习惯，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人与事，逃不过人性与利弊。
世界可以分为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自然世界有着自然法则支配，人类世界是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上建立的，而人又主观地将自然部分忽视。人类世界可以简单地看做人和事物的复杂综合体，所以在看待人类世界时，单独讲利弊而不讲人性，则忽视了人的作用，单独讲人性而不讲利害，则失去了事务的本质。
而在利弊与人性之外，笔者觉得还需要再加上一个道理。道理是人在长期的活动之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它完全是在考虑了利弊与人性之后所得到的产物。
之所以要将道理与利弊、人性放在一起，大概是因为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人，既搞不清楚利弊、也想不明白人性，连道理也不知道几分。
如果真有大智慧之人，他便不需要利弊、人性、道理所谓三者。通晓了利弊，人性与道理也就在其中；明白了人性，利弊与道理就没有了隐藏；透彻了道理，人性与利弊便顺畅了。这三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其内里所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落在了事上叫做利弊，落在了人上叫做人性，简而概之就都叫了道理。
天下的争斗、动乱，究其原因，没有认识到事务的利弊，没有琢磨透人的本性，忘记了先人传下来的道理。
鲁隐公为何摄政？因为有周公旦辅成王的先例在，他既可以得一个好名声，又可以行使国君的权力，此利于他也。但当摄政日久，他迟迟不归还桓公君位，弊端便渐渐盖过了益处，又不能认识到他人，尤其是桓公一系之人对他的不满和厌恶愈发严重。这个时候，他本应该做一件利大于弊的事，要么还政于桓公，他可以像祖先周公旦一样成就美名；要么就下定决心铲除桓公和对他不满的人，这样做有着极大的风险，要冒着失败的可能发动政变，却也好过被杀的局面。依照隐公之事，可以得出，人占据着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宝器，要么尽早归还，免于杀身之祸，要么就永远不要让宝器的主人找上门来。什么都不做，那宝器终归是要离开你的，不免将会损失很多，甚至是一条性命。
晋国曲沃原本只是小宗，可曲沃的规模却超过了当时晋国的国都翼城，这原本不应该成为桓叔的封地，可晋昭侯不顾大夫的劝谏、礼乐的规制，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一件弊大于利的事。晋昭侯被弑之后，曲沃与翼城的矛盾已经放在了明面上。而从史书上的记载来看，在这之后，直到曲沃武公完全吞并晋国，晋国国君虽然在力量上多次胜过曲沃，可每一次动乱都发生在翼城，斗争的关键也在翼城。从长远上来看，这是一件明显利于曲沃而有弊于翼城的事。晋国国君没有做出削弱曲沃的事或者做了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效果。强弱的局势就在这样的变化之下逆转了。人心、外援也都随之颠倒过来，正应了那句话‘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天下承平、动乱未明之时，道就是君位、名分，这不是真理，而是现实的选择。可当天下大乱，道是什么？做正确的事、做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事。
人不能做错误的决定，普通人做错误的决定，或许更多的是懊悔，影响很小，而身居高位的人，因为他们掌握权势，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影响一个国家，甚至波及子孙后代。那么面对前人留下的错误，既然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家国的危害便是第一位。人总会为情感、道德、习惯所困顿，在其位又会为名分、礼法所制约。人多会贪图一时之利而弃长远之利，盖因一时之利易得而长远之利难得，人性如此，庸碌、怯弱本是常态。得一时之利，成一时之事，积一时之弊，为后人留祸。人能解决他人留下的错误，也能解决自己做出的错误，这是能力的问题，如果连能力都有了问题，那么在其位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人几乎不可能解决错误的自己。这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晋襄公之时，狐氏与赵氏相争，等到襄公去世，灵公年幼，狐氏拥立公子乐，赵氏拥立公子雍。赵盾和狐射故分别做了一件事，杀了一个人。赵盾派人杀了公子乐，让狐氏的计划落空，虽然危险又容易落人口实，却在权力的真空期除去了自己的最大威胁。不得不说，赵盾的才情、胆略，让他在每一次的危机面前，都能成为最后的屹立者。甚至是后来赵穿杀了晋灵公，回到晋国的赵盾也没有处置赵穿，这对晋国来说是一件危害极大的事情，为卿族专权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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