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生产(1/2)
“还算有点见识，以收继婚制为核心的匈奴家庭制度确实较能忍受战争损失，但是从整个族群的角度来说呢？”
“族群不也差不多嘛，冒顿这次驱使的虽然多半亲信，但平城那里左贤王被尾衔追击损失也不在小，大体上还是平衡的。白登那次才算是劳而无功呢，这回匈奴掠走了不少夏粮，今冬也能少饿死些牧民牲畜。”
“白登那次赚了韩王信一干人等，怎么能算是劳而无功呢？”
“族群，你是说？哈哈哈哈。”刘盈这下确实是乐了，虽然不知道冒顿那里如何排兵布阵，但是韩王信的手下对汉军兵备的直观了解必然远甚匈奴牧民，此次作战损失更小，更善于保全自身自然是应有之义。此外刘盈一直在担心匈奴的技术进步，但是技术进步是有前提的，冶金技术进步在此时此地必然，也只能与汉人有关。韩王信、卢绾、中行说……仔细想想，匈奴能长期保持汉朝边患首位的地位与善于、敢于利用汉奸也是分不开的。冒顿自然有自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能够驾驭这些人，可是历史上那是匈奴长期保存着对汉人的相对武力优势，收纳降将为己用。
而此时，有了刘盈对世界线的改造，匈奴人的命根子——马匹的存亡反倒是被汉人握在手里了，若是冒顿还胆敢大规模换装热兵器武械，那战力优势会被进一步拉大。别说刘渊那会了，呼韩邪单于就内附为汉族的一部分了。蒙古时代，草原民族掌握了自行打制蹄铁，修造马鞍的能力，那是不知道多少个世纪的民族融合的结果。短时间内还未完全匈奴化的异种民族生产力飞升势必会对匈奴的权力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动摇了，匈奴的上层政治结构会如何发展呢？
北方民族的边患应当一分为二的看，后世农耕——游牧二元结构的民族成分占比不高，主要是边界线上被马尔萨斯陷阱挤出的汉人农民与少数如河套地带的游牧民族屯耕转化形成的，东亚平原地区的人地矛盾持续激烈源源不断地向草原供给人力资源，又被草原三灾与战争不断消化毁灭。但此时的汉朝并不缺乏土地，像金日磾那样吞噬转化匈奴民族并不是不可能的。
“都说了还是和亲这条路嘛。”张良适时插话。
“那我们的政策是，谨防汉奸。”刘盈望着张良，微笑道，他们两个都知道这个汉奸默指的是中行说那个狗贼，但也不完全是，整体上得坚持自愿原则，派出去的应该是隐藏的汉使，而不是随便把不愿远离文明的家伙派出去，徒留后患。
冒顿当然可以思考让丧偶孤寡的匈奴妇人嫁给掳掠俘虏的汉人男性去改造他们，但问题是如果希望通过冶金维持与汉朝的技术代差不至扩大，那么铁矿产出的仅仅只是蹄铁和木工工具吗？难道在现在已被匈奴实控的河南地（河套）使用铁质农具垦耕不是更能提供至关重要的粮食增长人口？匈奴有足够的文化积淀和民族认同去维持一个经济上的双元帝国吗？要知道后世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也很快分崩离析了，还养出忽必烈这样的叛徒大汗。进一步说，铁器牛作向半农耕转化的匈奴帝国其财富必然向河南地集中，至多是作为王庭和铁矿出产地的龙城能吸纳一部分，那匈奴骑兵还能来去如风吗？就算汉军不去征服河南地，农耕族群与优势汉军的作战欲望还会那么强吗？
作为先发文明的汉朝有足够的能力传播价值观和生产方式，石磨和麦作的发展，极为匹配的恰恰就是可以引现走乌加河河道的黄河流水以供灌溉的环境，灌浆期引用丰水期的黄河水，成熟期晒田正好充分享有光热条件，干燥饱满的麦穗或是磨粉享用，或是颗粒归仓。奴隶制庄园经济向封建小农经济过渡的汉朝生产方式也可以方便的复制到匈奴那里。牧奴制度下的匈奴向农奴制度转化那就像非头胎的老母牛产崽那样顺滑，顺便小农经济对奴隶制人身控制的反抗就可以顺水推舟地融入族群矛盾之中，以阶级矛盾为内核的民族矛盾才可以爆个大的嘛，这可是带英帝国的成功经验。
至于冒顿或是明确的意识到风险，或是不明确的反感，强求冶金产品专供军需，那不就是昭和第二嘛，军工产品不创造价值，铁器用于农耕能增加来年的粮食产量，用作羽箭刀剑只能销毁社会财富，那就需要扎紧篱笆，让匈奴的每一次劫掠都成为赔本买卖。至于这能不能做到呢？这也正是韩信心存疑惑的。
马镫马鞍只能拉近差距，羽箭枪炮却是有可能造成军事能力的翻转的，韩信问道，“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敌人只能仿制马镫蹄铁，而不是枪炮呢？”
“实际上就算他们仿制马镫蹄铁也比不过我。”张良去过不少次少府了，但既然这次是帮助刘盈吸引韩信的，就让刘盈在前面引路了。
几年下来，少府已经颇有些工业革命早期工厂的样子了，栎阳原址又是建立在铁矿上的，自然规模更大，但论及技术先进程度，还是无法与长安这里相比。
伴随着“喀嚓、喀嚓”的响声从冲床上掉落的刀条和厚长条熟铁板分别是为马刀和蹄铁准备的。预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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