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出走的决心》有感——世俗生活的惊心动魄就是鸡零狗碎(1/2)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出走的决心》，五个字简单又很独特，形容词加上名词，仿佛在描绘一种心境，又好像是在做一个动作，在这种模拟两可之间，用最精炼的文字表达出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女人最难以做出的抉择——离家出走。
“出走”，所谓几何？
正如导演尹丽川说，这部影片表达了普遍存在的女性困境。影片不断通过具体事件呈现李红在伦理、精神生活上的困境，但李红“出走的决心”并不来自哪一个具体的事件。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现在的生活，李红身上呈现出来的已经不仅仅是普遍意义上的女性困境，也是每个人的普遍性精神困境，正所谓是“人应该怎样生活”。
回到影片里，整个叙事的重心很明显的是放在李红“为什么要出走”。“为什么”这条线索，在回忆与现实的双线交叉叙事中得以清晰地呈现。在回忆的叙事线里，李红的原生家庭极端冷漠，上学梦想无情破碎；为了逃离，她匆忙结婚，却随后快速地陷入到另一个令人窒息的深渊。丈夫跟别人不屑地说“她是家庭妇女”；下雨天回家，只顾自己打伞，根本不顾及她，况且她还是双手被手提袋占满的情况下；对日常开销斤斤计较、完全不信任她；为了自己的一点所谓的面子，逼她喝酒；在交还襁褓中的婴儿给自己亲生女儿后，厌恶地骂她假模假式；还有无数次地嫌弃她，粗暴地拒绝她，种种冷暴力无疑给李红的出走积累着情绪价值。
在李红的生活中，现实的摧残却并不止这些，还有丈夫羞辱她的语言和行为，已然在千锤百炼中击穿了她对生活的全部期许。在语言上，一系列指令性语言——来碟儿醋、烧点水、沏点茶、熬鱼汤······；一些攻击性断语——我还不了解你，就是个懒！你图些啥，你自己知道！你就是不明事理。在行为上，不允许她犟嘴，强迫她杀鱼，而最耐人寻味又极具侮辱性的动作，就是坐在饭桌前敲玻璃······不可理喻地冷漠和羞辱，无疑给李红之出走的爆发点燃了最后一根导火索。
影片把焦点放在女人的话题上，来自李红家庭的其他成员放且不谈。单看李红身处的家庭，一边是繁重的、永远干不完的家务活，一边是丈夫打乒乓球时发出的沉闷声响和水滴的声音，互为映衬，叠加出李红的厌倦和绝望。不得不说，这样的家庭生活，令人触目惊心，这种看似传统又充满畸形的爱情和亲情繁衍，竟能够衍生出如此之“恶”，这能不让人感到心寒吗？
“决心”，怎样形成？
有了出走的情绪，但决心是否能够下的坚决、下的肯定、下的不容更改，这是影片反映出的另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在李红的过往中似乎能够寻找到一种极具象征性的答案。
在漫长的光阴里，李红的前半生一直都是一种固定的模式——退让，等待，一等再等——等弟弟长大到结婚，再等自己的女儿长大到结婚，继续等女儿的双胞胎孩子出生到进入幼儿园······最后，她终于满怀希望地说：“我都想好了，等我外孙上了幼儿园，我就出去转转。那天地任我行啊。”可生活到头来，并不是像李红想象地模样。女儿失业，再就业，不能请假，再次把李红拉回了原地，陷入继续等待的深渊。
事实上，李红的潜意识里，她的自我意识与被来自世俗强加赋予的“非我”一直都处在对抗状态之中。而这种对抗，或者说是一种不相容、不协调，正是迫使她采取行动的原生动力。这种动能导致了李红每一次的突破“非我”的行动。无论是逃离原生家庭，奔赴婚姻，不断打零工，谋求经济独立，还是决定不顾一切“出走”，李红的自我都在与“非我”的对抗中不断跃升。从心理学上来说，这种对抗就是一种外在的内化和内在的外化的相互转化，最终促进“超个体”得以形成，倒逼行动产生。
那么，在李红的世界里，当家人三喜临门来临之际，她再一次被漠视，最终愤怒地喊出：“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事，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等不了了”的情绪最终，突如其来又顺理成章地爆发。出走的决心，在这一刻最终形成，自我的意识战胜了其他的所有。这种不顾一切地看似朝着终点进发的自我认知，虽然充满了未知，终点在哪尚不知所踪，但作为独立事件的“出走”已经完成了个体的目的性表达。
生活，何去何从？
无论“出走”之后怎样，“出走”本身作为一个打破了既有平静的行动，不仅成为李红伦理生活与人生的转折点、感染点，更留下了破碎人生的伤口与痕迹，还令人惊喜地是，向世人揭示出一种独特的启示意义或效果。
“出走”作为这个故事的内核，撕开了生活虚伪的表象，提醒我们去反思这个看似井然有序的社会，重新审视过去的生活，思考未来的生活应当怎么过。
从李红的过去，看似一系列松散的事件，如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而被漠视，想去建材市场被生硬拒绝，眼睛进东西遭遇冷漠和嫌弃，为用尿布还是尿不湿发生争执最终妥协，辣椒酱卖不出去被无情嘲笑，家人庆贺时一个人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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